文 | 王金华
白屋诗人吴芳吉在明德学校任教五年，对长沙景物人情甚为喜爱留恋：“南国长沙美，能容五载居。高楼明月满，佳气碧湖虚。笑语相闻惯，殷勤互有余。安能抛汝去，蜀地少芙蕖。”
吴芳吉原在上海的中国公学任教，正以《婉容词》名满天下，受明德学校校长胡元倓再三敦请、高薪以待，所以溯江而来。1920年8月底，长沙《大公报》连日刊登《湖南明德学校改良计画》，并公布机构设置、教职员名单，介绍吴芳吉：新群杂志主笔、曾充中国公学教员，国文专任教员兼二年级主任；吴芳吉的好友刘永济、辛树帜、曹志武也在其中。稍后，《大公报》先后发表吴芳吉的近作新诗《别上海》《暮泛湘江题归四章》。伴随明德学校的宣传策划，吴芳吉正式进入长沙文化教育界。自维新变法、辛亥革命以来，湘省创新风气引领全国，此时余绪尚在，无疑让吴芳吉这个外乡人感到新鲜、振奋。
在教学之余，吴芳吉遍游方圆百里，城内如八角亭、楠木厅、九如斋、九芝堂、徐长兴，城外如岳麓山、望城坡、咸嘉湖、碧浪湖、谷山、昭山，都留下了他的足迹身影。爱晚亭看红叶，橘子洲葬诗，西园听查夷平弹琴，谷山、昭山远足，九如斋买月饼，徐长兴赴宴，诗文、日记里都可以找到线索。在给家人和朋友的书信里，多次说起在长沙的感受：“女子奢侈之风尤令人警异，上海女子所著之长袍，用花缎制者，及穿厚呢外套如男子装束者，满街都是。此在四川所不能见也。”将长沙和上海、四川比较，感叹这个内地城市的繁荣和奢侈，但并不以外乡人自居：“观长沙市民灯会歌舞，嘈杂热闹，人世笃定，有小康之象，不禁为之泫然泪下。”韩家湖即咸嘉湖，当时默默无名，吴芳吉偶尔一至，作诗《五里堤》，因之成为热闹景点：“堤在韩家湖上，长五里，春夏间湘水涨时，如玉带然。初不为湘人所重，自某诗出后，星期日游者不绝矣。”
吴芳吉更加关注湘人和湖湘文化，在给吴宓的信里说：入湘以来，颇受当地人文、历史感召，“访灵均、濂溪、湘绮之遗风，渐知温柔敦厚之所以立教”，一洗在“上海新群社习染刻薄暴戾之气”。又大力搜罗湘中诗集，“自屈原以下，迄最近之曾涤生、王壬秋”，尤其推崇八指头陀释敬安的诗，认为其学杜甫别有特色，建议吴宓在《学衡》发表。在明德学校，吴芳吉与刘永济、刘朴、辛树帜等甚为相得，共同创办《湘君》杂志，与南京的《学衡》遥相呼应；定期在明德校园、岳麓山举行“红叶会”，诗文酬唱、逸兴飞扬。又发动教员筹资在校内湖中建“楚辞亭”纪念屈原，亭刻王闿运联：“十步以内芳草，六经而外文章”；吴芳吉题联：“楚辞亭畔无情水，屈子洞中莫逆交”；刘永济书《离骚》全文，悬于亭柱；辛树帜采集《楚辞》里的所有草木，环植四岸。后来，楚辞亭被毁又重建，今天犹是明德校园一胜景。省立第一师范学校、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、周南女子中学也慕名高薪聘请吴芳吉，两所女校经常有学生上门问学，引发吴夫人不满。吴夫人扬言：“要找职业去，要自谋生活去，要买缝衣机学裁缝去”，都是长沙妇女解放的口头禅。
其时，湘省自治运动方兴未艾，要制订全国首部“省宪法”，规划政治、经济、社会事业，实行省长“民选”。1921年3月，“省宪法起草委员会会议”在岳麓山下的省工业专科学校开幕，宣布即日起起草省宪法，各界人士三百余人参加观礼，场面隆重、人心振奋。吴芳吉欣然前往，又上山拜谒黄兴墓、蔡锷墓，作诗《两墓表词》，感奋于“湘宪”开地方自治先河，日记开始以“湘宪”纪年。长沙商业日渐繁盛，原有街道拥挤不堪，市政当局命令商户“撤座牌”“让街”，扩展街道。起初，商户、市民激烈反对，数起风波，但后来效果很好。吴芳吉在家信里特意告诉父母：“长沙八角亭一带，自街道改修后，生意比前倍增，屋顶电灯辉煌，竟如上海先施永安之盛。男女服饰之奢，亦不下于上海。吾亲若再来长沙，必亦惊叹世风变化之速也”。
美中不足的是，平静惬意总是被打破。其间发生军阀混战，长沙沦为战场，湘江两岸流弹纷飞，市民只能蜗居不出。所幸有刘永济、刘朴等志同道合的朋友慰藉，明德学校也定力非常，烽火之中仍弦歌不辍，吴芳吉常在困境里觅得诗句：“惯听枪声亦等闲，只如蚕豆拌沙煎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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