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只要诗在，长安就会在。”国产动画电影《长安三万里》正在热映，群星璀璨的诗人连同脍炙人口的诗歌，点燃了观众心中的火焰。

电影《长安三万里》海报。图片来源网络

有诗与火的地方何止是长安呢？

在大唐盛世的“诗中世界”中，有山、有水、有洲、有城的长沙虽没有长安那么光芒万丈，但在安史之乱的连绵战火里，她温婉娴静，让颠沛流离的人们得以庇护。

一

大历四年（769年），清明将至，杜甫在湘江的一艘小船上，靠着乌皮小几，勉强吃了一点东西。“云白山青万余里，愁看直北是长安。”北去的湘江，将杜甫的愁苦思绪带到了远方。

这一年，杜甫58岁。他跋涉湖湘，从洞庭入湘江，想要去衡阳会见好友韦之晋。

过了乔口后，有一天天气骤变，风起湘江，杜甫只能移舟靠岸，在铜官渚暂避。

杜甫在这里写下了《铜官渚守风（渚在宁乡县）》：“不夜楚帆落，避风湘渚间。水耕先浸草，春火更烧山。早泊云物晦，逆行波浪悭。飞来双白鹤，过去杳难攀。”

铜官窑守风亭遗址。图片来源网络

杜甫从乔口一路舟行，看到“长沙十万户，乔口八千家”“朝有千人作揖，夜有万盏明灯”的繁荣景象，倍感振奋。尽管为风雨所困不得不停留，杜甫也没有因“云物晦”“波浪悭”感到沮丧，而是看到了“春火更烧山”的勤勉劳作景象，“飞来双白鹤”的恬然安乐景象。

杜甫为一千年后的我们留下了当时铜官的样貌。这个叫作“铜官渚”的深水港湾，近千米长，自古以来就是一处船只装卸货物、避风休整的理想处所。在旁边的铜官老街，沿湘江呈南北走向，长1200米，宽6到8米。作为千年古镇，铜官早在三国时期就有名气。据传，当年程普与关羽在这里约定互不侵犯，共铸铜棺，故名“铜棺”。由于铜棺不雅，后人改称“铜官”。

铜官现在古遗址随处可见，有吴楚桥、泗州寺、云母寺、守风亭、东山寺、王爷庙、庆云宫等。和杜甫同时期的刘长卿，就在云母寺写下了“云母映溪水，溪流知几春。深藏武陵客，时过洞庭人”的诗句。

只是杜甫没有想到的是，这个名不见经传的“铜官渚”在以后的两百多年里，会因开世界釉下多彩之先河，成为“海上陶瓷之路”重要支点。

“张水部”张籍在他的《相和歌辞·贾客乐》中，用“孤帆夜发满湘渚”，描写湘江边连夜发船的忙碌景象。

唐代湖南籍诗人李群玉，在《石渚》一诗中写道：“古岸陶为器，高林尽一焚。焰红湘浦口，烟浊洞庭云。回野煤飞乱，遥空爆响闻。地形穿凿势，恐到祝融坟。”山林焚烧、洞火冲天，人们依山傍水，挖凿龙形窑场，借山柴烧制瓷的盛况跃然纸上。

在春山的烟火里，在湘渚的桨声里，在祭神的烧酒里，就这样写就了三万里的传奇。

二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

安史之乱后，中原地区的百姓为逃避战火大量南迁。从北方迁来的窑工大量聚集到交通便利又相对安全的长沙，看中了“土性宜陶”的铜官山，与当地居民共同烧造瓷器，开创了长沙窑的辉煌。

长沙窑后来淹没于历史长河，被人遗忘，当代考古学家发现它时，在史籍中都找不到对应窑口的名字。随着考古发现和学界认知的逐步深化，这才陆续有了“瓦渣坪窑”“铜官窑”“长沙窑”等称呼。

史志虽不载，史实永长存。一项项重大考古发现，为我们还原了长沙窑的面目。原来，长沙窑在中国陶瓷史上有着如此辉煌的地位，在中外经贸文化交流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。

长沙铜官窑博物馆内的“黑石号”文物专题展览。黄启晴 摄

1998年，在印尼勿里洞岛海域，装载着67000件瓷器的沉船“黑石号”被打捞上岸，其中56500多件是长沙窑瓷器。其中一件瓷碗，碗心处写明“湖南道草市石渚盂子有明樊家记”。草市石渚，就是铜官附近的石渚湖。

从湘江之滨的长沙出发到扬州，穿过马六甲海峡到达南亚、中东和东非。不沿边、不靠海的长沙，为什么能在唐代成为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起点之一？

一是质量上乘。

长沙窑的陶瓷器种类齐全，壶、瓶、杯、盘、碗、碟、砚、盂、坛、熏炉、脉枕等样样具备；形态多样，棱形壶、莲花形碗、葵花形高足盂、羊形灯、锭形枕、镂空熏炉等不一而足；富于变化，众多器物几乎没有雷同的，甚至还有许多人物、禽兽、鱼类等造型的儿童玩具，三眼吹孔的口哨形玩具，现在还能吹出简单的音节。

二是注重创新。

长沙窑对唐三彩的流动浸润式彩釉和模印贴花装饰工艺进行了创新，开发了釉下彩。窑工们生产出红釉、绿釉、黄釉、黑釉、白釉等多种釉色瓷，并创造性运用褐绿彩、黑彩、黄彩、蓝彩等。长沙铜官窑也由此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彩瓷窑，开创了彩瓷时代，与以浙江越窑为代表的青瓷、以河北邢窑为代表的白瓷并驾齐驱，形成了“南青北白长沙彩”三足鼎立格局。

长沙窑还有许多个“第一”：第一个成功发明烧制铜红釉，第一个创造并发展了釉下彩绘，第一个开创模印贴花等。

三是兼容并蓄。

“黑石号”上的许多瓷盘刻着铭文，展示了丰富的文化背景。椰枣纹——取材自西亚广泛种植的椰枣树；祥云纹——长沙窑工对阿拉伯文的艺术变形；褐斑彩绘——出自石渚褐绿彩料绘阿拉伯文及草叶纹的斑斓；在长沙窑出土的一件执壶上出现的狮子，与阿斯塔纳古墓出土的狮纹锦上的图案几乎一模一样。

长沙窑瓷器上出现粟特、阿拉伯风格的文字和图案，这说明长沙的窑工们能很快并更好地把握外销市场的需求和偏好，甚至实现了订单式生产，按照客商的造型要求来生产。

四是规模效应。

到中晚唐，长沙窑就已成为产销一体、蜚声海内外的陶瓷草市，66座龙窑一次可以烧制210多万件器皿。规模化带来巨大的产业效应。长沙窑出土的瓷壶上，不少标上了“伍文”的字样。而当时与长沙窑齐名的越窑、邢窑则价格要高得多，在浙江嵊县（今嵊州市）出土的越窑盘口壶，就标有“元和拾肆年四月一日造此罂，价直（值）一千文”的字样。

三

一诗一窑跨越千年的渊源不止于此。长沙窑，本身就是一座诗歌宝矿，锅碗瓢盆都是诗与远方。

“学会唐诗三百首，不会作诗也会吟。”唐朝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顶峰，那时的社会“无时不诗、无事不诗、无处不诗”。刘禹锡更盛赞：“潇湘间无土山，无浊水，民秉是气，往往清慧而文。”就连长沙窑的窑工，也不例外。

长沙窑开釉下彩绘写意画之先河，首先将诗文书法搬上瓷器。田申与刘鑫编撰的《全唐诗补：长沙窑唐诗遗存》统计，此书收录长沙窑遗存唐诗118首，目前所知有12首可在《全唐诗》中找到基本相同或相通的诗，有106首《全唐诗》竟还未见载录。

一千多年前，长沙窑瓷器被书写着爱、离别、忧愁、美好。

长沙博物馆收藏的瓷瓶，题有《君生我未生》一诗。

别商旅之人——“寒随今夜走，春缘主人来”“只虑前途远，开帆待好风”直白坦荡；

写时代气质——“古人车马不谢，今时寸草须酬”“将军马上坐，将士雪中埋”昂扬悲壮；

采莲纪实——“住在绿池边，朝朝学采莲。水深偏责就，莲尽更移舡”恬淡美好；

题有五言诗的长沙窑青釉瓷碗。住在绿池边，朝朝学采莲。水深偏责就，莲尽更移舡。

《无题》记——何炅在央视吟诵的“春水春池满，春时春草生，春人饮春酒，春鸟哢春声”，源头与六朝《吴歌》中 “春林花多媚，春鸟意多哀。春风复多情，吹我罗裳开”多有情景交融之意。

一千多年前，长沙窑瓷器畅吟着诗酒吐出的半个盛唐。

长沙窑作为民间窑口，瓷器更多流通于平民阶层。

安史之乱后，经济重心南移，文化重心也跟着南移。长沙窑的瓷器，以朴实之言反映中晚唐时平民百姓的生活与真实情感，别具一格。

花间一壶酒，在唐代，饮酒是一种风尚，一种习惯。长沙窑出土的瓷壶上不少有“陈家美春酒”“酒温香浓”等题识，与酒相关的诗文比比皆是。

青釉褐彩“备酒还逢酒”诗文壶——釉下褐彩饰诗文一首：“备 （避）酒还逢酒，逃杯反被杯。今朝酒即醉，满满酌将来。”

青釉褐彩“终日如醉泥”诗文壶——褐彩书五言诗一首：“终日如醉泥，看东不辨西。为（惟）存酒家令，心里不曾迷。”

青釉褐彩“二月春丰酒”诗文壶——腹部褐彩饰诗文：“二月春丰 （风）酒，红泥小火炉。今朝天色好， 能饮一杯无。”

青釉褐彩“好酒无深巷”题记壶——刻“好酒无深巷”五字，用硬笔或硬物褐彩书。

还有不少器物，虽然没有与酒有关的题记，但本身就是酒具，其种类之丰富，可以让人畅怀《长安三万里》中“呼儿将出换美酒，与尔同销万古愁”（李白《将进酒》）的场景。

背壶——旅行携带之需。

背壶，唐代称之榼。榼的造型很多，白居易《家园三绝》中提到，“何如家酝双鱼榼，雪夜花时长在前”。酒榼，是唐代文人追求生活情趣、纵情山水时的必备之物。

执壶——常用酒具，又称“注子”“注壶”。

唐代执壶从两晋的鸡头壶演变而来，主要用于将酒注入杯碗中饮用。唐代执壶最显著的特征是“胖”，给人一种浑圆、饱满的感觉。有人曾说，唐代执壶“和杨玉环一样胖得有来头”。

小盏——常用酒具，小碗。

专用喝酒的小碗，因形小故称之盏。“三杯两盏淡酒，怎敌他、晚来风急。”（李清照《声声慢·寻寻觅觅》）用来饮酒的酒盏，满饮一盏，既尽兴，又不伤身，还适合在小炉上直接温酒。

海棠杯——常用酒具，又为羽觞或曲觞。

《楚辞·招魂》:“瑶浆蜜勺，实羽觞些。”羽觞起于战国时期，而于唐多用。李白曾作诗《留别曹南群官之江南》曰：“愁为万里别，复此一衔觞。”产自长沙窑的羽觞，制作精美，内底纹饰繁锦。

白釉褐绿彩胡瓶（唐）：吴跃坚先生珍藏。图片来源长沙窑研究会

胡瓶——胡人常用酒具。

长沙窑生产的“胡瓶”，是照着波斯王朝的金银器酒具萨珊式执壶来仿制的。李白在《少年行三首·其二》中写道：“五陵年少金市东，银鞍白马度春风。落花踏尽游何处，笑入胡姬酒肆中。”胡姬手中的胡瓶，或许也有不少来自长沙窑。

文则炊而为饭，诗则酿而为酒。偌大的唐朝，瓷器巧工与酒文化荟萃于此，何不梦回诗海随唐人饮酒去？

四

入千年海底，一出水便是芙蓉。

“黑石号”沉船的打捞出水，是瀚海遗珠沉寂千余年后的重新面世，一条清晰而具体的“海上丝绸之路”呈现在我们面前。

海船运来琉璃、珠宝、香料、橡胶等，运走丝绸、陶瓷、茶叶及铜铁器等，这条路打开了唐王朝的商贸开关。作为中国重要外销商品，千百年来，世界从瓷器认识中国，中国凭瓷器传递文化信号，瓷器见证着 “瓷器之国”的由来。

长沙窑的瓷器，正是借“海上丝路”走向了世界各地，成为中国文化传播的使者。

“在伊朗，不论是在波斯湾沿岸，还是地处内地的厄尔布尔士山脉南北麓，都能看到石渚彩瓷的身影。”为了完成《彩瓷帆影》的写作，长沙市作协主席纪红建遍访国内与长沙彩瓷有关的北京、武汉、西安、广州、镇江、扬州等城市，还远行海外诸多国家，从“黑石号”沉没地、打捞处，辗转来到专门陈列有“黑石号”文物的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，又远赴巴基斯坦的卡拉奇，再从卡拉奇飞往伊朗的德黑兰……“长沙窑的辉煌是在缺乏充分条件下创造的奇迹，创新是长沙窑成就辉煌的起点，包容是长沙窑得以发展的重要因素。”纪红建说。

今日，踏诗路，追“诗中世界”，一览长沙窑与唐诗的千年传奇，听一瓷一诗碰撞，这声回响，掷地有声！

《长安三万里》里的诗人们，几乎都写过长沙。

“一为迁客去长沙，西望长安不见家。”——李白《与史中郎钦听黄鹤楼上吹笛》

“山川如剡县，风日似长沙。”——李白《秋浦歌十七首》

“青枫江上秋天远，白帝城边古木疏。”-——高适《送李少府贬峡中王少府贬长沙》

“桂阳秋水长沙县，楚竹离声为君变。” ——王昌龄《送万大归长沙》

“红豆生南国，春来发几枝。愿君多采撷，此物最相思。” ——王维《江上赠李龟年》（又名《相思》）

还有记录了铜官繁盛的杜甫。

“江南卑湿，丈夫早夭。”和900多年前的贾谊一样，杜甫知道，到了长沙，“万余里”外的长安，已遥不可及。

但足以安慰杜甫的，有长沙的烟火气——“树蜜早蜂乱，江泥轻燕斜”“著处繁华矜是日，长沙千人万人出”“桃源人家易制度，橘洲田土仍膏腴”；

足以安慰杜甫的，有长沙的文化味——“贾傅才未有，褚公书绝伦”“不见定王城旧处，长怀贾傅井依然”；

足以安慰杜甫的，有长沙的好友们——“最是江南好风景，落花时节又逢君”。

在长沙最美丽的季节，“诗圣”杜甫见到了“乐圣”李龟年，写下了“子美七绝，此为压卷”的《江南逢李龟年》。

可惜的是，《长安三万里》没有将这一段拍进去。否则，吹着筚篥、打着羯鼓、唱着“红豆生南国”，李龟年和杜甫的这一场相逢，将是最触动人的一幕。